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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历史文化概况

 

匈奴文化系列之匈奴文化初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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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的阴山,河套一带,这里“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但在匈奴人活动的更大范围内则是土质疏松的黄河中游寂寞被广阔的沙碛草原地带。

一、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

匈奴人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的阴山,河套一带,这里“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但在匈奴人活动的更大范围内则是土质疏松的黄河中游寂寞被广阔的沙碛草原地带。“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地涸泽□卤,不生五谷。”这样的自然条件不要说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还十分低下的古代,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畜牧业经济依然统治者这块土地。历史一再证明农耕生产带来的只能是土壤的进一步沙化,而游牧的畜牧业不需要大量的水利设施,节省了人力物力,尤其在保障草原环境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商周以来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世界。“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作为人类利用和开发这块蛮夷之地的有效手段,长久以来一直为诸多草原民族所继承。这种生产方式的定型,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环境从根本上制约着游牧民族的发展,有木生厂房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年乃至整个北方民族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的诸方面。

 近几十年来,在大漠南北发现了许多的匈奴时代的城堡,宫殿,神妙等建筑物。这类建筑物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政治,宗教,军事方面的原因,不能作为说明匈奴人居住方式和经济状况的证据。“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才使匈奴人生活方式的真实描述。《汉书·匈奴传》云:“匈奴两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这不仅表明匈奴人住穹庐,有车,而且说明了只需噢穷路和车的材料及其来源。“穹庐”一幕条为架,上覆以毛毡,在形制上与今天的“蒙古包”相似。对于追逐水草的匈奴人,穹庐无疑是最合适的,既拆装方便,易于搬迁,又能抵御风寒。车马向为匈奴及北方民族重要的交通工具。《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马在游牧于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养马术,驯马术以及训练战马的技术”,发展了制作各种马具的工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称之为“马的文化”。在战争与迁徙生活中,车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因念叨救援匈奴年代的车今天已不能看到。关于服饰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漠北诺颜山的匈奴墓葬的发掘,使我们看到类似先进蒙古人的衣服———衣,毛,靴等,曾经流行于公元前后的匈奴人中。正如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理解的那样,这种窄袖短衣,长筒皮靴式的服饰,比之中原农业民族的宽衣博带,更有利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畜牧经济的特点在饮食生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食肉饮”,“自郡王以下咸食畜肉”。现在从事畜牧业的蒙古人仍是“以肉食类和奶食类为主,以粮食为辅”。而狩猎业和农业作为畜牧的补充形式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游牧也制约着匈奴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影响着匈奴社会的风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刘邦曾被匈奴军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高帝乃使使间后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其察之。’冒顿……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汉兵之出,全因妇人一语。以冒顿之勇武竟能从妇人之言,当非偶然。纵观整个北方民族的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妇人地位相对于中原民族要高。《贞观政要》卷四云:“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乌桓人“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契丹“后妃往往参政射柳,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这反映了游牧文化的朴野品质,没有韩民族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形成的繁文缛节及对妇女的种种约束。对此应到游牧民族生活实际中去寻求正解。“匈奴妇女行则在营中主营落,辎重,畜牧,不妒儿甘服勤劳,故男女皆自食力,胜战于兵,无单家,而众以强。”蒙古“妇女的义务是: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理行李义务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极能走马。”妇女在游牧生产,正活实践中真正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俗从妇人计”,也是在蒙古草原自然环境中“逐水草迁徙”生活的需要,是直接关系着部族强盛的大事。

游牧业在北方草原已延续了几千年,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化形态,并长期的将许多原始文化的种植保留下来,为后起的游牧民族所继承。

 二、明祖精神与价值观念

公元前3世纪末的北方草原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据《史记·匈奴列传》:头曼单于欲废长立幼,将长子冒顿质于月氏,冒顿盗月氏善马逃回,“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做鸣镝习勒骑射,射杀头曼并“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自立为单于。后东破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在这个政治事件中,匈奴人的民族形态与价值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礼记·中庸》曾谈及南北民族性格与价值观念的差异:“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厌,被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原农业民族讲究“仁慈”,“孝廉”,“温柔敦厚”;北方草原民族“贵壮健,贱老弱”,“上气力而下服役”。对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别,只有置于草原文化土壤中作根源与功能的双重剖析,才能真正认识其内涵。

匈奴一向“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时人评论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作贱而弃之”。“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以扰乱边境,何以眀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返,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也。”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锻炼和塑造了草原民族吃苦耐劳的品格和自强不息的,豪迈真刚的民族精神。当时的各部势力互争雄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只有壮健而勇者才能生存。“贵壮健,贱老弱”集中体现了匈奴民族的集体意识,原始时代人们对生命力的崇拜与草原民族延续发展的需要发生了内在的联系:生存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场争论:“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至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功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贵壮贱老与其说是伦理原则,莫不如说是生存原则,战争原则。壮健关乎部落的发展与强盛,也成为匈奴人判断是非的一项重要标准。前揭冒顿弑父自立事件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匈奴人这种价值取向:冒顿肩负起振兴民族之大业,当然会得到拥护。

这种价值观念在战争中有更集中的表现。《史记·匈奴列传》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或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这里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与“何必曰利”的汉儒观念大异其趣。完全是生活需要,战争需要形成的礼仪习俗和价值规范。这也表现在匈奴人对后代的教育上:“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匈奴人从小就接受骑射训练,不仅使他们接受上代传下来的谋生本领,还陶冶或造就了他们“贵壮”尚勇,以征战为能事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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