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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扈特的权利和义务

发布人:高娃 发布时间:2017-07-05 15:07:00 点击数: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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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鄂尔多斯部中,达尔扈特是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他们世代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诸多奉祀之神,因而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与别人不同的神圣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也体现了成吉思汗这位历史伟人巨大的影响力。

达尔扈特的权利和义务,集中体现在成吉思汗祭奠上。因而,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全体蒙古人的认可与尊重。

一、达尔扈特权利

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的达尔扈特,历史以来具有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专门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神圣权利。

成吉思汗去世后,大蒙古国对守护大汗墓地的达尔扈特人祖先兀良合人授予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之权利。从元朝以来,每个王朝都用法律保护成吉思汗奉祀之神部落的这项神圣权利。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由内外蒙古十个盟的王公札萨克商议,并经清朝政府批准,组成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五百户达尔扈特,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交纳税赋的神圣权利。从而,在清朝时期达尔扈特这项权利进一步得到明确和保障。1815年(嘉庆二十年),伊克昭盟盟长在转达清政府理藩院命令中说:“对守护八白宫的五百户达尔扈特百姓,要遵照理藩院的规定和吩咐,按照旧规,让其做好圣主四时祭奉之事,不准摊派其他徭役税捐等义务,须遵守此规定。为圣主祭祀要事所派出的使者携带的牌子,现存放在我府,向大家告知此事。此外,五百户达尔扈特所有的马匹,打上达尔扈特字样的印记,以示区别。上述事,我已向济农札萨克通告,现向全盟各札萨克同样下达此令”。

从元朝以后,守护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达尔扈特,经常外出征收祭祀所用的财物。清朝时期,这一权利进一步得到合法化。

1815年(嘉庆二十年),清朝理藩院特给达尔扈特授予通行牌子,达尔扈特代表携带牌子可以走到所有蒙古地方征收祭祀所用的财物,各地的驿站还要为他们提供乘骑。

二、守护奉祀之神之义务

达尔扈特人具有世代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的神圣的义务。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达尔扈特管理体制较为健全以后,在圣主达尔扈特中,太保贺希格、芒赖贺希格、乌素班贺希格、乌如德贺希格、珠玛纳日贺希格等五个贺希格负责守卫成吉思汗宫帐。守卫,每夜四人,每人每次五至十天。守夜为站立岗,丝毫不得马虎。守卫人员要持写着“日岗”、“夜岗”字样的牌子,牌子要到达尔扈特达尔古(长官)那里交换,不换牌子以没有上岗论处。误一次执勤,要责打二十五鞭,罚一头大畜。夜间每刻要打钹一次,附近的人家如果没有听到钹声,达尔古就要查问守夜人。达尔古经常监督守卫者,如果有人睡觉或在附近人家闲串,发现之后就要以怠慢圣主论罪,罚打二十五鞭或五十鞭。如果知情人有意隐瞒守夜人的失职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惩罚。

守卫苏勒德的法规同圣主达尔扈特一样。哈日苏勒德,由苏勒德达尔扈特的塔布德贺希格、后图克庆贺希格、图利贺希格、图克庆贺希格、希利彼庆贺希格等五个贺希格的人员守卫,每五天换一次班。

圣主达尔扈特和苏勒德达尔扈特中的浩尔其纳日贺希格、哈屯贺希格、两个布日耶庆贺希格、两个吉劳庆贺希格的达尔扈特,分别守卫各自供奉的圣物,并均有各自的法规。

达尔扈特人,几百年来跟随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并日夜守卫,从不怠慢,从不延误,为完整保存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吉思汗新陵建立后,达尔扈特各方面代表进驻陵园,并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继续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三、祭祀成吉思汗之义务

达尔扈特人,代表蒙古民族长年祭祀成吉思汗及诸多奉祀之神,是从事特殊而神圣职业的群体。几百年来,达尔扈特的亚门特,坚持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日祭、月祭,四时大祭和年祭等。成吉思汗宫帐除日祭外,其他各种祭奠每年举行三十多次。

达尔扈特人,几百年来认真履行其神圣的职责义务,搞好每次的祭祀活动。一代代达尔扈特人,把自己担负的职司、包括自己毕生吟诵祭词、祭奠程序等传授给自己的嫡亲后裔,使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世代相传。

每次祭奠,达尔扈特人要按规定,保证祭祀所用的酸奶、圣酒的味道和质量。作全羊祭品时,要选择最好的绵羊,干干净净煮出来,按照规定的数量摆在供桌上,丝毫也不能马虎。关于这一点,很早以前就有专门法令。成吉思汗祭祀规则集《金册》中的《伊金之事的则例》规定:“浩日扎(二酿酒)如酒香不够,罚马一匹。如缺一尊,罚马四匹。干脆没有,罚马八匹。白酒如缺一达日斯(一点点),罚马一匹,如缺一尊罚马四匹,干脆没有,罚马八匹。酸奶如缺少,处罚规定与酒相同”。在达尔扈特执行的法规中还规定,如缺一只全羊祭品,要罚打二十五鞭,并罚一头大畜。酸奶、圣酒如质量太次,不能用于祭祀,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达尔扈特亚门特,对于祭祀中吟诵的所有祭词、颂词、祈祷词,都要按书中写的那样熟记如流,在祭奠中能够如流地背诵。如果有谁潦草从事,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四、筹措“五百两”之义务

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祭祀,每年举行数十次。同时,还按规定,经常更新宫帐等圣物。一年下来,祭祀所需的祭品及更新、维修设施等,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扈特时,清政府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交纳税赋的权利,同时规定每户达尔扈特每年筹措一两银子,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这就是历史上所形成的“五百两”。

达尔扈特筹措的五百两银子,基本解决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祭奠所需费用。更新维修八白宫及苏勒德设施,需要更多的费用时,达尔扈特以募化解决费用。五百两银子,主要用于平时祭奠所用的牲畜、灯油等祭品和宫帐毡套的更新等。绝不能用于其他开支,济农、王公都不得贪污,一经发现就要严惩。

1815年(嘉庆二十年),清朝理藩院指示说:“摊派来的银子,用于宫殿祭祀。不能随意拿取。对此,所属盟范围内,选派贤能的札萨克一员,专门掌管,将每年征收的五百两银子,用于八白宫的修葺祭祀上。所用的数量,每年造明细册子,由盟长公署写出正式报告向理藩院呈报”。

1756年(乾隆三十年),盟长热西斯仁给扎萨克贝子那木吉拉道尔吉的指示中说:“从守护八白宫的六个艾玛格(部落)达尔扈特征收回来的五百两银子,用于祭祀的规定为:四匹马用四十两;一百七十五只绵羊、五只公山羊用一百八十两;大鄂尔多(宫帐)外套所用十整卷绸缎用一百两;镶边所用红绸用十二两九钱;八个鄂尔多(宫帐)外套用毡十六张,每张毡宽长各六丈,每张毛毡以四两计算共用六十四两;压外套的皮绳所需的四头牛用二十两;两头干全牛用十两;八个鄂尔多(宫帐)所用香、香柏用十二两;灯油每天二斤,一年用七两二钱;祭祀所用瓜果用五两;祭祀所用砖茶用四两;铺地毛毡用五两;十四整卷白布用四两九钱;挂幕所需蟒缎用二十二两;维修破旧金银祭器用十三两。这一年,将五百两银子按计划使用后,剩余的一百四十两九钱银子,明年用于何处、不能用于何处等事宜,将另行决定”。

达尔扈特筹集的五百两银子以外,鄂尔多斯各旗为成吉思汗祭祀,每年按规定敬献好多供品,同样用于八白宫的祭奠与其他事务。

五、募化之义务

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一年大小祭祀活动达数十次,需要不少费用。同时,成吉思汗八白宫宫帐等定期进行更新,其他设施等每过一段时间也要维修、更新,需要一定费用。

清朝以前,八白宫的费用,主要以守护人的募化来解决。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扈特以后,达尔扈特每户每年交一两银子,共筹措五百两银子,用于成吉思汗祭奠。五百两银子,虽然基本解决了祭祀费用,但对八白宫及苏勒德奉祀之神的整个费用来讲,还是不够的。因此,不足部分仍以募化的形式补充。

从大蒙古国至北元期间,守灵人持可汗、皇帝的圣旨,到各地募化成吉思汗祭祀物品。元世祖忽必烈,向全蒙古降旨钦定圣主成吉思汗四时大典,并封达尔扈特,专门从事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管理和祭祀事务,同时向他们颁发了圣旨牌,让他们到蒙古各地募化八白宫的祭祀物品。直到北元时期,达尔扈特也是带着忽必烈的圣旨牌到蒙古各地募化的。

清朝时期,祭祀费用及八白宫其他费用短缺时,由达尔扈特部向济农呈报,并得到清朝政府理藩院允许后,可以到各地募化。外出时要携带理藩院出具的票证。1815年(嘉庆二十年),理藩院给达尔扈特授予“为圣主祭祀要事所派出的使者携带的牌子”,为达尔扈特出去募化,提供了方便。募化所携带的牌子,平时由伊克昭盟盟长或济农保管,达尔扈特人到蒙古各地募化时,由格赫庆亚门特专门携带。每到一地,由格赫庆亚门特流利地背诵牌子上的词句,向主人告知来意。牌子的内容为:

到伊克昭盟、乌兰察布、锡林郭勒、沙必塔布、昭乌拉特、卓索、哲里木、喀尔喀、布里亚特、杜尔拍特达赖罕、阿拉善额鲁特等地向汗庆、郡王、贝勒、贝子、公协理、台吉塔布囊、僧俗诸位施主们赐福,收取众人供献之物不能有丝毫短缺,因此敬请圣主神像而行,谨望诸位王公、台吉塔布囊、僧俗众施主膜拜顶礼,并提供募化人员每日的肉食及骑乘。特发此为证。

达尔扈特到蒙古各地募化时,还要带上成吉思汗一幅画像、一柄小型剑、一件祭器,来到家户,达尔扈特要念诵《伊金颂》和《苏勒德颂》,让主人向成吉思汗画像磕头供奉。

早期,募化走的地方,一路是西经额鲁特、土尔扈特,到达青海上蒙古地方,再向西经卫拉特蒙古的伊利、塔尔巴嘎台,到达察合台汗的领地北卫拉特后返回;另一路从阿拉善额鲁特北上到达后乌利雅苏泰,游走喀尔喀的西部几个盟,向成吉思山叩头后,向东北经库苏库尔湖,到达贝加尔湖边的浩日布里亚特,然后南转到喀尔喀的东部几个盟,从斡难河取上圣水,向南到达巴尔虎、贝尔湖,再经嫩江十旗到沈阳的蒙古地区,西转经过喀喇沁五部,从巴林北上经乌珠穆沁、忽其德、苏尼特王等旗,再西经四子王、达尔罕贝勒旗进入木纳山(阴山)阳,也就回到鄂尔多斯。

达尔扈特外出化缘走的地方,主要是到有札萨克的旗。因为,旗札萨克为成吉思汗后代,对圣主的祭祀是非常重视的。

达尔扈特募化,有时只是为某一件事而外出。而且只携带盟长出具的证件也能行得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达尔扈特的达尔古和一些亚门特向盟长兼济农,札萨克贝子阿尔宾巴雅尔请示:成吉思汗珍藏室曾经是好几间砖瓦房,内存放查干苏鲁克大祭所用的大黄车、宫帐和各种用品。过去在回回土匪猖獗时被毁后,一直没有重建。从那以后,每年将宫帐、黄车及所有用品存放在寺庙里,来回搬腾,损坏严重。为此,准备去阿拉善额鲁特、亲王旗和乌兰察布盟,让诸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僧俗化缘,修复其成吉思汗珍藏室。因此,特请求出具给各札萨克王爷看的证件。

盟长兼济农阿尔宾巴雅尔回文称:“同意请求,并出具了盖盟长大印的证明书”,“募化回来后,将此证明与化缘帐目一并呈报”。

达尔扈特所到之处,诸王公贵族和蒙古民众,力所能及地向达尔扈特布施。每次外出,募化的东西太多,并且多为牲畜,因路途遥远,无法赶回,只是把能携带的金银和物品带回,其他的都记在账上。达尔扈特外出募化,一方面补充祭祀费用,另一方面,也让远方的蒙古人知道在鄂尔多斯还供奉着他们的圣主成吉思汗八白宫而感到欣慰。

清朝末年以后,原来那种有组织的化缘松懈下来,达尔扈特中有时出现随意外出募化之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外出募化彻底结束。开始,国家保证了祭祀费用。后来,成吉思汗陵园对外开放,开辟了收入来源,并每年收到可观的布施和捐款,成吉思汗祭奠等费用,完全有了保障。

文章来源:转载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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