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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里亚特到藏地

发布人:高娃 发布时间:2018-04-04 03:14:00 点击数: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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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行者除了在俄罗斯学术圈内小有名气外,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完成了伟大的朝圣,并留下了详尽记录。

苏联解体后,布里亚特人就开始复兴他们历史悠久的佛教信仰了,他们的信仰与亚洲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关系。长久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布里亚特人是“土著”、“原住民”,甚至是第四世界的人。但布里亚特人一直都自视为世界公民,路途遥远的朝圣之旅带他们前往蒙古和西藏。他们是西伯利亚南部超越历史和地域的部族代表,视佛教为他们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天的布里亚特之于亚欧的未来有着不小的地位。作为世界公民,布里亚特人生活在亚欧三个国家中:俄罗斯、蒙古和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又与印度和藏地有关联。不过现在多数人谈论布里亚特人时,主要指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布里亚特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乡。

布里亚特的佛教

布里亚特人前往西藏朝圣并非从当代才开始。布里亚特学者G.Ts.Tsybikov和B.B. Baradiin认为20世纪早期的记录表明,布里亚特人的宗教宇宙观与藏地有紧密联系。布里亚特佛教到底是否应被视为藏传,这一争论持续至今。尽管他们和蒙古佛教一样,都是藏传的分支,但还是有民族主义者认为布里亚特佛教自成一派,布里亚特喇嘛也这样认为。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地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文化传统也介于东西方之间,在它的“东方文化”中有一个独特分支,就是佛学。长久以来,许多俄罗斯佛学研究者都是原住民自己。在俄罗斯众多族裔中,最早以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自己传统的部族就是布里亚特人,甚至比鲍亚士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都要早。也正是因为这种自己研究自己的方式,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民族志研究可谓史无前例。

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在东方势力的扩大,西方学者才开始对俄罗斯佛学有所研究。当时,布里亚特人的佛教信仰依然被称为是“神秘”、难以接近的。

有布里亚特人从18世纪早期就开始信仰喇嘛教。根据布里亚特历史学家的记载,直到1712年,150位藏地和蒙古喇嘛来到俄罗斯前,佛教在布里亚特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另有记载,为了削弱蒙古和满洲佛教的影响,1741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在布里亚特建造了11座寺庙,并派有150位“职业喇嘛”,他们也为在这里修习的信徒颁发布里亚特佛教证书,以区别于蒙古方面。

1728年起,俄国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和藏地喇嘛进入,也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布里亚特佛教逐渐脱离藏传。直到两个世纪以后的1920年代,边禁才松懈下来,不少藏地和蒙古喇嘛再次进入布里亚特地区,许多布里亚特佛教徒也开始前往藏地和蒙古朝圣、学习。

伊丽莎白女皇也是在1741年正式承认佛教,后来布里亚特喇嘛也与沙皇断绝关系,声称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白度母转世。此举也预示着布里亚特佛教和俄国当局之间将保持的微妙关系。

俄罗斯学者对佛教产生兴趣时,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已经建立有完整的宗教体系,他们为学者打开佛教传统的大门。事实上,当时布里亚特佛教徒远非伊丽莎白女皇在1741年建立的那11座寺院和150位喇嘛这等规模了。到1845年,仅布里亚特人最大的氏族Khori人中,就有5545位喇嘛,建造了34座寺庙。这也让东西伯利亚政府对佛教势力感到恐慌。不难想象,俄罗斯学者对佛教的研究很快就成了政治工具。

对蒙古世界也颇为熟悉的俄国著名东方学家Pozdneev在1888年写道:

尽管在我国没有佛教专属省份……佛教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在世界各国的外在压力下,我们面对楚瓦什、通古斯萨满教时已经显得无力,面对喇嘛教时更是一败涂地……就在我们所有人眼前,我们的布里亚特人,刚加入我们的民族时还是萨满教徒,仿佛在用沉默与我们抗争着,跟随他们邻国的兄弟们信仰了外国宗教,也就在我们眼前,布里亚特人影响了卡尔梅克人,后者在过去一直离群索居。现在布里亚特人为他们送去许多经书。我们本来相信再过一代人的时光,卡尔梅克人就会变成俄罗斯人,谁知这些在这个世纪初终于放弃长辫子和蒙古袍的人,反而离我们更远了。

对这些学者来说,成为一个俄国人意味着抛弃一切异习俗,不论是长辫、蒙古袍,或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向俄国纳税。然而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尤其是在19世纪,鲜少屈服,这也是让俄国人哀叹的原因。

另一位东方学家E.E. Ukhtomskii提出,布里亚特对俄国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亚洲政策方面,“贝加尔湖地区是亚洲心脏,是黄种东方的前哨站。”他本人对佛教深感兴趣,即是诗人也在尼古拉斯二世的政府身居要职,对其对外政策颇有影响。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两位布里亚特喇嘛在圣彼得堡也造成了一定影响——Agvan Dorzhiev是在拉萨学习多年的布里亚特喇嘛,后来协助十三世达赖成为俄国和西藏佛教间的桥梁;另一位是Petr Badmayev,一位藏医,后改信基督,因此许多基督教会为他敞开大门,正是因此,他带着布里亚特人和他们的佛学传统进入了俄罗斯政治、科学领域。他还资助了两位布里亚特学生Gombozhab Tsybikov 和Bazar Baradiin前往圣彼得堡,跟随三位当时最有成就的佛教研究者学习。两位学生后来以前往西藏朝圣为由,展开为期2-3年的田野调查,带回众多笔记、地图,也拍摄了西藏最早的几张照片。

Gombozhab Tsybikov出生于布里亚特贫穷的游牧人家,但他学业有成,从赤塔高中毕业后又前往托木斯克(Tomsk)大学医学院。Badmayev正是在托木斯克邂逅Tsybikov、说服他放弃医学去圣彼得堡主修东方学和外交的,他保证给他经济资助,会在日后的项目中录用他。在Tsybikov拒绝改信基督教后,Badmayev就中断了资助,Tsybikov凭家中积蓄继续学业,后来他的导师推荐他进入俄国地理学会,后者资助了他从1899到1902年的西藏之行。

在西藏,Tsybikov扮演着双重甚至三重角色——即是朝圣的信徒,也是一个尽职的田野工作者,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拍摄照片、测绘地形,收集资料。他把这些资讯都记录在经书的字里行间。他也是一名间谍,尽量收集关于西藏地形、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情况。不论如何,他是一位布里亚特民族主义者,一位布里亚特早期知识分子,日后,他也将用他的知识帮助自己的族人。

Tsybikov的西藏游记颇为枯躁,语言直白,与通常情感充沛地描写藏地的记录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的游记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布里亚特佛教徒对Tsybikov的看法或许已经浪漫化了,但他的记录是对当时藏地佛教的实证之一。他像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大篇幅描述了藏地的贫困和等级制度,也探讨了宗教和阶级间的关系。

他还记录了藏地寺院中的腐败行为,这段记录为布里亚特佛教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他的记录里,寺院中到处是喝多了的喇嘛,他们抽烟甚至滥交。他因此断言,藏传佛教就是金钱。他也在书里记录了西藏众多的宗教“商贸”。 

尽管Tsybikov的书中充满怀疑论,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这是最初几本由东方学家以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式写就的关于藏传佛教的书。他不仅专注于佛教、古老的历史与艺术,也记录了西方传统对藏地的影响,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也表达了在他眼中,宗教在精英阶层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他或许也推动了人们对西藏的“去浪漫化”认识。他骑骆驼、牦牛,经历了一场了不起的陆路旅行,从赤塔开始穿过蒙古草原、戈壁、柴达木沼泽、喜马拉雅高原山口,最终抵达拉萨。这也就是从西伯利亚到拉萨的朝圣之路。

Tsybikov远征的成功启发了俄国东方学者,他们派遣第二位布里亚特学者Bazar Baradiin探险藏地。他直属外交部,学习课程也是特设,前三年学梵语、佛教哲学和历史,到第四年,Baradiin前往安多的拉卜楞寺和塔尔寺考察,之后再真正展开深入西藏中部的探险旅途。布里亚特人非常适合学习藏文化,Baradiin的老师、也是著名东方学者的Ol’denburg在1903年写道:他们能成为真正的专家。

“我们晚了!” 沙皇身边的诗人Ukhtomskii在1904年时写下富于争议的话,“如果我们能从我们的喇嘛那里获得蒙古分裂的消息并和西藏建立起关系的话,坐在北京宝座上的将是沙皇而不是满洲人。”就是在这样的“玩大的”思路中,Baradiin和一群朝圣者一起,开始了西藏之旅。

Baradiin没有前往拉萨,他在拉卜楞寺生活了一年。与Tsybikov的记载不同,他的笔下没有对某个佛教徒的刻画,而是以悲悯的视角生动记录了佛教仪轨。尽管他也是以朝圣者的身份作为伪装,但他不必像Tsybikov那样刻意东躲西藏。当时安多并没有禁止外来者进入,与西藏中部完全不同,因此他得以自由地与佛教领袖、学者以及普通人交流,让读者对藏人的思想有惊鸿一瞥。Tsybikov的游记是描述性的,Baradiin则提供了更详尽的对寺院结构的分析。 

他的调查报告1908年由俄国地理学会刊出,完整的日记却直到2002年才得以出版。Baradiin描绘了拉卜楞寺的生动场景,也记录了布里亚特朝圣者常规的朝圣路线。尽管有许多学者研习藏传,但通过民族志方式研究的却只是极少数。1985年末,美国人类学家Melvyn Goldstein还感慨:“我们对以哲学行事的人们了解太少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教徒到底如何生活、工作以及寺院的运行体系了解得太少。”

Baradiin的记录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定义了现当代佛学,为学习佛学和信仰佛教之间划出界线。另外,他认为佛学研究之所以滞后是因为只有旅行者或探险家而非学者认为佛学有意义。和Tsybikov一样,他的行文也是学术、中立的,但也很容易看到他自由主义者的一面。他在转世问题上的态度就能表明这一点,他以颇为当代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转世和继承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古印度时期就有,现在正影响布里亚特佛教。

他对佛学的另一大贡献其实是通过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而做出的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在布里亚特、藏地和蒙古旅行中拜访的所有寺院分成两类:学术派和隐修派。在学术派寺院中,分为有学术机构的和没有学术机构的;隐修派寺院则在山里。他也给自己接触过的和尚,以他们的修行目的、戒律、族群、社会地位、年龄、技能和职业进行分类。

Baradiin的研究手法与西方早期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认为,寺院、庙宇、艺术品展现的是博物馆式的角度,而观察寺院中的生活,与“活生生的人”交流,就可以从喇嘛们那里获取任何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院都无法找到的资料。尽管Baradiin行前就有严格的计划,但他深入田野后不久就放弃了它转而运用参与式观察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天时间里,我在一家又一家人之间拜访,跟他们聊天、交流,话题包罗万象,也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答案。现在,我完全相信这是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可以了解当地语言进而开始理解这里的生活和未知社会结构的方式。我摒弃了收集材料的计划。

他前往拉卜楞寺的途中遇见了喀尔喀蒙古人,他的文化相对论观念也从他的记录中展露出来:一方面,他指责蒙古人完全依靠自然过游牧生活,认为他们是“野生的”,另一方面又不认为他们应该进入农耕或工业社会。Baradiin还受到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蒙古人终归会碰上西方文化,到那时他们就会面临选择是“以一个虚弱的野人身份死,还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而生”。然而他又说,“有文化”并不是接受欧洲经济体系,而是增进、完善他们现在自有的体系,也就是他们的游牧文化。“不幸的是,”他感叹,“许多人并不理解这个简单直接的真理。”

Baradiin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是最初几位记录藏传寺院中不同的少数族群混居一起这一现象的学者。用他的话说,安多人是藏地和蒙古之间的桥梁,正是他们把佛教传向蒙古的。在拉卜楞寺3000名僧人中,绝大多数是党项羌人,大约500人是蒙古不同的少数族裔,另有100个是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和汉人(大约30个)。藏传寺院中,人们依族裔而居,Baradiin和布里亚特人一起生活。他还发现寺院有自己的语言,是一种介于蒙古语和藏语之间的方言。即便到今天,寺院依然把不同族裔的僧人安置在一起。

Tsybikov和Baradiin的记录还不能称作人类学研究,他们并没有提供理论和比较概括,尽管后者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但是如果对当代民族志研究的定义是“根据参与式观察而来的文化记录”,那么我们可以称Tsybikov和Baradiin为民族志学者的原型,他们比马林诺夫斯基早了整整20年。Tsybikov前往西藏的一年前,剑桥大学派遣第一批学术专家前往托雷斯海峡收集民族志资料。

Tsybikov和Baradiin从西藏归来后都从事教研工作,Baradiin在圣彼得堡东方语言学院,Tsybikov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蒙古语言学院。1917年,两人被卷入俄国与布里亚特的革命。二月革命成立临时政府取代沙皇,Tsybikov迅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布里亚特,与Baradiin以及其他布里亚特知识分子组成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支持临时政府并争取民族独立。苏联在西伯利亚得胜后,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沦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因“反对苏联”而遭到打击。

在为佛教争取更大的自由时,布里亚特知识分子并没想回到革命前的状态,他们渴望的是重组。这在布里亚特佛教、藏传佛教中都没有先例。Baradiin积极投身其中,而Tsybikov或许是因委员会遭到打击而幻灭,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这场重组提议把原有的佛教行政体系全部解体,自由选举住持、取缔寺院多余财富、僧人严守戒律、在寺院中设置不同的佛教学位。他们也提倡藏医与现代医药的结合,在寺院中开设通俗学校、废除转世与神谕。

Baradiin强调西方科学和传统寺院教育的结合,他并不认可世俗、迷信的喇嘛教,也不相信印度佛教。他不把佛教作为宗教看待,而是视之为合乎道德的哲学,也视佛菩萨为智慧过人的思想者、哲学家。这些想法或许在今天听起来依旧耳熟,在寻求与他挚爱的布里亚特文化、自己激进的看法和当时的政治处境调和的道路上,Baradiin倾心于采纳欧洲佛学研究者的理论,他们认为早期佛教是理性的有时甚至是无神论式的。

当然最终布里亚特佛教从未真正实行这些改革。作为一个进步人士,Baradiin不仅认为藏地许多地方是“落后的”,而且这些文化并不适用于布里亚特人。1927年,他计划随布里亚特远征队再次入藏,这次不仅是去研究,也是为藏地带去先进理念,像是提高他们的卫生条件、带去酵母和打字机等。在这场文化学习、传播与保护的过程中,Baradiin也试图与苏联政府合作,最终却在1937年被枪决。Tsybikov的运气好一些,虽然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帽子,但在1930年自然死亡,至少对外宣称如此。

时至今日,两人除了在俄罗斯学术圈内小有名气外,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成就。他们毕竟完成了伟大的朝圣,并留下详尽记录。有人认为Tsybikov在苏联时期的日子之所以稍微好过一些就是因为他书中对宗教的批判,而今天的布里亚特人尤其是佛教徒对他的书则表示失望,一位年轻人写道:

坦白说,我对这本书感到失望,阅读时,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间谍,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藏地及其信仰的鄙视。也和间谍一样,他脖子上挂着一块小牌子(指俄国地理学会的奖牌),就和沙皇政府哈巴狗的狗牌一样。我个人更倾向于Baradiin的作品,他自重,也尊重自己的传统。

今天,布里亚特佛教和过去不同,而与俄罗斯政体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和伊丽莎白女皇时期别无二致,同样的,他们的领袖Khambo Lama Aiusheev宣称普京是白度母转世。

文章来源:转载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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